文学组织工作者的视角

—感知晓峰先生

刘新智

身为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市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作、《大连文艺界》副主编的王晓峰先生，自谦以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的身份，在《文艺报》2001年8月18日第一版头题,发表了《作家能为自己的城市做些什么》的文章，我读了之后，至今内心里仍感到了一种温暖、慰藉，深受触动和鼓舞！

可以说，我好久没有在文艺报刊上读到作协领导者这样实实在在的、深情地思考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做些什么,以及为作家们说点公道话的文章了。无怪乎《文艺报》在发这篇文章同时，用黑体字与花边加了“编者按”,并指出：“大连作家王晓峰先生说出了一个实在而又引人思考的问题——作家怎样为自己生活的城市,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作家如果能把自己与自己城市的血脉和命运连在一起，那么他成大名与否，都是优秀的作家，都是老百姓喜欢的作家。”我想，这是编者对晓峰先生文章很有份量的评价。

晓峰先生既然能写出如此有份量的文章，关键是他有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超越他人看问题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能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尤其是能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为指导，看待与思考文学工作问题。

诚如他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针对所在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大好形势，“在当下城市这座舞台上”，别的事业都在登场表演，“我们作家究竟能站在这舞台的哪个角落？”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说到“我的不安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大连这座城市，也看到这座城市里的作家”。“这个城市，还有一些人，在为这座城市的美丽，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的美丽，在聚光灯打不到的地方，默默地耕耘着……”

的确，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近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文学工作而言，作家队伍空前壮大了，好作品也大量涌现，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是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一个作家，却没有晓峰先生那种看问题的视角，也没想到自己要为这座城市做些什么。由于受商潮、“个人化”写作影响，就我个人来说，想着的是怎样写点能卖出去的东西，出点名，增加点收入，抑或说为文学事业做点自己微薄的贡献。当然，我与晓峰先生的身份不一样，他是文学组织工作者，我是一般业余作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看问题想问题的视角及思想境界，却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我在部队做过多年的宣传文化组织工作，如组织部队开展文体活动、唱歌、跳舞、文艺汇演，抓业余文学创作等等，为部队基层做了一些实事。那个视角是文化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是用战略眼光与视角看待文化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晓峰先生看问题,正是用了一种城市发展的战略眼光与视角,看待文学组织工作的。

在晓峰先生的视角里，关注着下面的作家，心里装着广大业余作者。作家们有了这样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也就有了关爱者、呵护者、引路人，还愁不能为所在的城市发展做些什么吗？可贵的是，晓峰先生自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并且还是创作颇丰的作家。他既忙于文学组织工作，又不放弃写作，着实是作家们为城市建设做些什么的楷模。

晓峰先生之所以能有一个关注作家们的视角与心仪，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接触晓峰先生多年了，对他的感知自然有一些。记得刚刚步入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他有过两次交谈。话题主要是从看不懂朦胧诗及如何看待文艺思潮开始的。他很虚心地征求我的意见，倾听我这个比他年长的老作者的心声。他听得是那么全神贯注，并说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我发现这位年轻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很善于在传统与新潮两种不同创作主张中,寻找他认为的亮点，作出自己的判断。他并不是盲目随从潮流的人，而是清醒地观察、思考问题，这使我对他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文学评论写得好，我就请他为我的第一部诗集《海笛》写点看法，他痛快答应下来，写成的文章见解精当，分析透彻，既充满着鼓励，又指出不足，使我心悦诚服，并为之感动。2001年6月份,辽宁省作协举办文学作品评奖，我因去桂林不在家,待回来时,才知道办理此事时间已过。我到晓峰先生办公室问他能不能补报一下？他当即打长途向省作协创联部负责人请示，说明情况，让我当天就作了补报工作。这种对待业余作者的工作态度，真使我感动。当这次读到他的视角不同他人的文章时，更让我再次感动的是,晓峰先生能眼睛朝下看，不是向上看，而是正视现实，看到广大文学痴迷者的艰辛、努力、潜质和希望，以及默默的奉献精神。

可见,晓峰先生这种视角是来之不易的。通过交谈，我方知他曾“下过乡”,接受过到“再教育”。他的这种经历，使我常常想：晓峰先生不是跟所有“下过乡”、后来成为名作家的人们一样吗？他们曾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了解群众，体察民情，感受生活的疾苦。生活的实践使他们看问题有个客观标准，不失偏颇。正是他们这代人在“下乡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遭到磨砺，才有资本成为今天有实力的作家。著名的梁晓声、叶辛、王安忆、叶延滨等为代表的从生活中走出来的“知青作家”，由于他们得到了生活的馈赠，因而他们又用作品回报生活，把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晓峰先生与这代人现在正是我们国家文学战线上的中坚和领导骨干，他们的作品和名字将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亮点。记得王安忆女士,与她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1985年来大连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深有感触地说过，我如果不“下乡”，可能成不了作家，是那段生活造就了我。她这个看法,得到了母亲的认同。话说回来,作为文学评论家,晓峰今天能有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的超乎寻常的视角和水准，决不是偶然的。

晓峰先生在文章中对下属的作家们还深情地说：“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也多少有一些可怜之心；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做点别的，使自己的生活更充裕一些，可为什么他们却选择了这条很难收获甚或是失败的艰辛的文学之路呢？他们为文学的付出，委实太大了。”这话的字里行间,使我感到晓峰先生的视角里，对作家们充满着怜悯与同情。试问，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多少文学组织工作者，能这样去理解自己的作家呢？有几许能如此去关照那些爬格子的作家呢？晓峰先生做到了，并且激励着那些几乎被人忘记或鄙视的文学痴迷者：“一座城市有了些底气，也应感谢这些文学的默默的耕耘者，感谢忠贞的文学拥戴者。”

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文学工作者可以不屑一顾。物欲横流的今天，作家们写书出书要自己掏钱找人出版，作家自己卖书成了“叫花子”，这连作家自己都感到汗颜，还又有谁瞧得起作家呢？晓峰先生却不然，他说：“爱好文学，业余创作，就在今天也是一项高尚的生活情趣，也绝对是一项高雅的生活时尚。我曾乐观地设想：如果一个城市所有的人都爱好文学，爱好文学写作的话，这座城市将是一个文明高雅的所在。”这些话和愿望,是一个痴迷于文学组织工作者心迹真诚的袒露，多么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呀！我敬佩晓峰先生从业的视角，他“确信”：“文学在城市文化中是一个制高点，而作家，则是城市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和标志。”

让我们都以晓峰先生的视角，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关注我们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关注我们生活所在的城市的发展吧！每一个作家都关注并做些我们生活所在的城市的发展的事情，实质上，也就关注并尽责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连文艺》